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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城镇化建设多由政府强势主导，尽管城镇面貌和农民福利都得到了很大改善，但其中也伴随着大量矛盾。以天津东丽区华明镇为例，如今的华明新市镇，居民楼一幢幢整齐排列，街道宽阔整洁，树木成行，学校、幼儿园、医院、健身广场、超市、邮局、图书室一应俱全，完全是一个安静宜居的现代城市。华明镇也成为2010年上海世博会“城市最佳实践区项目”。但不是所有的华明人都满足于获得这样一种现代的生活环境——不满的村民将其视为对其土地权益的掠夺，并持续不断地在诸如全国“两会”、“十八大”这样的敏感时点一次次上访。
这样的案例并非孤例，在全国很多地区的城镇化建设中都频频上演着村民纠纷和上访。那么造成村民不满的原因有哪些？总结来看，主要聚焦在：
一、房屋置换搬迁的复杂过程导致出现强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部分村民对房屋置换标准质疑，基层政府工作人员受到重点建设项目进度的压力，村民长期以来对政府不信任等种种矛盾叠加，导致强拆不可避免地发生。
二、部分村民认为利益受损。在村庄改造前，村民能够依附于宅基地建造自己能够选择的房屋类型和面积；能够利用自己的房屋获得房租收入，以及经营小卖部等小生意；能够依附于土地进行经营性种植。而“宅基地换房”和“土地流转”后，房屋居住局限，房租、种田、做小生意等收入来源消失，尽管改造之后拥有工资收入、土地租金、保障金等收入，但这些收益未必能比得上改造前（村庄是否改造并不影响村民自由打工）。此外，改造后原来的村集体资产消失了，使得村民依附于此的收益消失。
三、村民的主人翁的地位受到挑战。改造后，新市镇引入了外来企业进入，原来的村民只能作为工人。而之前村民在经营各种小生意和村级事务中，拥有更多的自主权。
实际上这些问题背后的根源在于政府的全权包办，村民被完全排除在外，掐断了村民通过自发城市化获得更高收益的和更适合发展模式的可能。村民缺乏参与，也加深了对政府的不信任。因此，纠纷和上访成为政府强势主导城镇化进程中必然出现的“副作用”。
这一模式的弊端开始被其他地方政府反思，一些地方政府开始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有意识地引入村民参与、发展集体经济，比如浙江南浔的城南试验。
在南浔城南试验区浔中农民新社区的建设中，项目之初开展了农村现状和农民意愿的详细调查和充分论证。项目开始后，为了让工程项目建设公开透明，试验区指挥部专门组建了村民代表监事会，由每个村选出两名具有一定威望和影响力、办事公正的村民代表，全程参与到包括政策制定、招投标、建设过程、质量监督等项目建设的各个阶段。并在“6+1”、“白加黑”、每日住夜值班、每周工作例会、每月部门联席会议等工作机制的基础上推出村民代表监督制度，使试验区整个建设更加贴近老百姓的利益，切实站在老百姓角度协调推进建设过程中的难题。此外，随着建设的逐步启动，试验区指挥部逐渐在深层次的机制体制问题上寻求“自上而下”的突破，其中的一个着力点是“壮大集体经济”，提出把工业园区提升与村级物业用房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划定150亩的区域启动物业经济标准厂房建设。
总体来看，从最近中央和各地提出的“就地城镇化”、“股份制公司改革”、“三位一体”等概念可发现，村民自治的理念开始渗透到新型城镇化建设中。这可以说是对过去城镇化建设中政府过度干预的一种矫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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