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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邹刚，今年43岁，家住贵州省安顺市黄果树风景名胜区白水镇把路村，武警退役军人。在2010年9月15日晚上8点20分左右，我在本村场坝上被刘孝勇（村干部之一）组织的八人殴打致伤。家人及时将我送往医院,诊断结果为:1、开放性颅脑损伤:(1)右侧颞顶部急性硬膜外血肿(2)左额部急性硬膜外血肿(3)右颞顶多发脑挫裂伤(4)右颞骨及顶骨开放性凹陷性粉碎性骨折(5)左顶骨骨折(6)头皮血肿并裂伤；2、左侧胫腓骨下段开放性粉碎性骨折；3、肾挫伤。身体其它部位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损伤。经法医鉴定，头部为重伤，腿部为轻伤。
事故发生的原因是：我爱人是本村小学的校长，刘的情妇赵萍是本校学前班临时代课老师，在本学期开学时刘就怂恿她企图非法占用学校资源私办学前班，想把学校占为己有，我爱人为了维护学校的合法权益，及时竭力制止了这一行为的发生。二人怀恨在心，于是借故生非，就发生了上面的事。
出事当晚，我爱人及时向黄果树公安局报了案，可他们并没有赶到现场，导致现场被破坏，犯罪嫌疑人有窜供的机会，取证非常困难。后来，我们在得到了公安局转交的十一万四千元的医疗费后，一家人就在漫长的等待中，期待司法机关能秉公办理此案，将凶手绳之以法。可没想到，黄果树公安局经过侦察，先后两次将此案移交到镇宁县人民检察院，都被该院以证据不足为由退了回来。我们也曾找过卢仕华检察长，可他避而不见,该院一位公诉科科长还说从没看过本案材料。直到如今，这起故意伤害案就这样不了了之。公安局办事不力，甚至刑侦员赵茂祥还威胁证人说他与刘关系好，不能包庇伤者。我爱人亲自到公安局询问此事，可他们却左推右推，试探我的口气，想让我们双方私了，副局长宴虹还对我说想开点就当生场大病。就这样，八个犯罪嫌疑人仍然逍遥法外，刘也继续当村干部。我不明白，镇宁检察院总说证据不足，黄果树公安局总说找不到证据，究竟这十一万四千元是谁给的？我们每次收到转交的医疗费都有收据，并写明了对方的姓名，这难道还不足以证明我是他们殴打致伤吗？刘等八人在打伤人后连夜逃跑，后来还在取保候审材料上签了字，按了手印，这不是证据是什么？且其中一人也承认我的腿是他打的，这不是证据吗？寻找证据难道就没有一点突破口？对这个案子，公安局根本就没有认真去办理，每次都在以取证困难敷衍我。取证困难，是因为刘曾多次把人打成重伤,在黄果树公安局的调解下都安然无恙，所以村民敢怒不敢言。总之，我的伤不会是我自己打的。
这件事到现在已经两年了，可我的身体却还没有恢复，常感到头疼，有时甚至晕倒，左手和左腿不灵活,个人生活还不能自理，每天的饮食起居都靠我爱人。两年来，一家人的生活全靠她一人撑着，她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又要照顾我，两个孩子读书每年要花一大笔钱，可家里的经济来源就只有靠她那点工资。看着她这样操心劳累，我心里很难过，可我一个残废人又能怎么样？
目前，我爱人在把路小学也呆不下去了，我们一家人都陷入了艰难的处境，不敢在把路村居住，生怕又被人借故殴打。所以被迫求人帮忙，调离了把路小学。就这样，一家四口人有家不能归。两年来，由于生活的压力，也由于这件事情迟迟没有得到合理的解决，我爱人常常情绪动，发脾气。她总认为是她没有能力找不到人帮忙，才会导致这样的结果，我担心她会在工作中出什么问题。
两年来，我抱着一线希望，走访了省政府、市政府、省公安厅、市公安局、市检察院，可遭到的都是别人的冷眼和拒绝，每次都被莫名其妙地打发回来。我已经走投无路了，心里老是想不通，为何凶手打了人交了点医药费就可以逍遥法外，在中国，是不是所有的刑事案件都可以用金钱调解？中国的法律究竟是维护受害者的权益，还是成为某些不法分子的保护伞？我不明白，法与情、证据和金钱之间是否可以划等号？检察院和公安局都在推卸责任，把受害者当皮球在中间踢来踢去，他们究竟得到凶手的多少好处？老是为凶手说话，很多司法人员一直在跟我们说理，说什么法制社会，说什么以人为本，可为什么法制社会不惩治黑恶势力团伙，却放他们逍遥法外，为什么以人为本，只以凶手为本，而不以受害人为本，只讲大道理而不干实事，还谈什么法制社会，谈什么以人为本，这世间到底还有没有公理？这到底还是不是共产党的天下？
两年了，我想做补颅骨和取钢板手术，可是我们家里这么困难，到哪里去找这笔费用。每次想到这些，我真想以牙还牙，跟这些人同归于尽，我也曾想到死，我想，如果我的案件得不到合理的解决，既然我生活在世界著名的黄果树瀑布旁，那我就要死得其所，死得惊天动地。爱人常劝我，争取用法律来解决问题。可到目前为止，法律还是不能解决我的案件，我该怎么办呢？求我们这个社会能处事公正一些，共产党能为我们这些弱势群体办一点实事，惩处这称霸一方的黑恶势力，也相当于解救我们一家，不要让我们太绝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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