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前经济”带来的三大问题
有怎样的经济发展水平，就应该有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文明紧随其后。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唯经济”的30年，创造了世人惊叹的中国速度，社会文明却未能跟上这样的速度。因此形成了一种非正常的、难以扭转的发展贯性，各种不和谐的社会问题因此出现。严重的腐败问题，使我们的社会制度受到置疑；巨大的贫富差距，隐藏着日益凸显的社会矛盾；空前的拜金主义，腐蚀着我们传统的优良道德。这三大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明显。一、管理者仍然醉心于过去的那一套
中国前30年不是靠制度，而是靠运动来治理国家。新中国建立之初，一群善于打地道战、游击战的前辈，扛枪打战确实有一套，但他们没有治理国家的经验。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王朝，一个接着一个地从衰败进入繁荣，由繁荣陷入衰败，靠的是传承和改进老办法，百姓最高的要求就是能有自己的土地，在他们的脑子里从来没有过关于民主的一丝闪念。西方几千的历史，一直有元老院、议会这些和现代民主有关的东西，从公元前700年的罗马开始，他们的历史好像是在讲述，百姓如何一点点地从君王的手中夺取更多的权利。而中华民族5000年的文化与这类文明一点关系都没有，帝王姓氏的变换是最大的改变，盛世帝王的经验，对建设现代文明的新中国，没有多大帮助。被前辈们撵到台湾岛上蜗居的中华民国再有问题，毕竟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管理国家的办法，也有一些可以借鉴的好东西。但前辈们硬要打翻一切旧世界，什么都要另搞一套，而且，苏联的东西却只学了一点皮毛。这样一来，一时没有现成的制度可用，就只能用人为的“狠办法”来治理新中国。
当然，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不能用封建的东西，也要区别于资本主义。于是，我们仅凭在解放区搞出的一点点政府管理经验，就开始了对四万万人民的统治。一切只能从零开始，没有制度，就靠人的权利和命令来代替制度。对于小问题，是通过有权人的良心和判断力来解决。就像在战场上一样，一切命令听指挥，党说什么就是什么，领导的决定就是党的命令，不得违抗，于是，问题在权利的压迫下解决了。认为出现了“大问题”，就搞运动，“三反运动”说是反腐败，好人被整死的也不少；文化大革命，更是不用说。改革开放以前，我们忙着搞运动，国家是靠运动治理的。
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后30年。这30年我们仍然没有吸取前30年的教训。在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和唯经济论的影响下，不管白猫黑猫都在奋力搞经济。日本、欧美等发达国家努力了几百年才取得的经济成果，中国仅用了短短几个十就达到了——据说我们现在是中等收入国家。这几十年的发展，我们很重视制度化的建设，希望通过文明的法规制度来管理国家，可是，经济发展速度过快，让我们措手不及，一切规则都未制定、未完善，经济却迫不及待地远远跑在了前面。今天我们有这样的物质，却没有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文明。如此一来，出现了许多极不和谐的东西，腐败就是这些不和谐现象的集中表现。
二、习惯于人制的官场是腐败的根源
从这个角度来看，说腐败是体制问题，不如说得更深入一点，腐败是发展问题，是社会文明的脚步跟不上经济发展的问题。许多欠发达的国家，也搞西方文明的两党、多党，但腐败问题也很严重，这也是经济发展与社会文明不和谐的原因造成的。没有经济为基础，制度形同虚设，百姓连肚子问题的顾不过来，谁还会关心政治，因此会自然地放弃对官员的监督。制度建立的步伐本应紧随着经济的发展，但由于中国的经济发展过快，制度来不及建立、完善，改革开放吹响了伟大的冲锋号，经济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为此，我们不得不以人制来弥补制度的缺陷。人制加上制度漏洞，方便了官商勾结，腐败也就越发严重。而大部分民众，在这个经济大潮中疲命于自己的小家庭，根本不会关心民主、政治这样的大问题，没有大众监督的腐败官员更是我行我素。
目前看来，我们很重视制度建设，但习惯了人制的地方政府和官员，却成了阻碍制度进步的最大敌人。刚搞开放的头10年里，我们进行了两次“严打”，在街上留长发就能以流氓罪判你无期徒刑。如今多如牛毛的专项整治，与过去搞的运动式治国没有本质的区别。中国仍然舍不得丢下已习惯了的“管理经验”。他们通过自己手中的权利，制定制度，变改制度，破坏制度。官商勾结，使中国难以形成真正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飞机干部”、“官二代”、“富二代”、父官子商等，这些拼爹、拼关系的现象，让人们不愿相信制度和法律，办事首先想到的是：我需要走怎样的关系？垄断资源的国营企业，就是人制下不公平竞争的产物。当然，现在中国的法制建设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只是我们还不习惯于法制，特别是官员不习惯，地方党政官员干涉司法独立的情况经常发生。上访者只相信权利，不相信法制。
习惯了人制的官员，厌恶人民的监督，“强权部门”制造出耸人听闻的“人民舆论威胁论”，以说服上层加紧控制人民的正义呼声。不是以法律为大，而是用服从国家、集体利益的借口，无视百姓下跪、自焚，强拆强征，侵占个人财产。我们必须承认，没有“钉子户”的坚持和牺牲，暴力拆迁不会有所收敛，补偿不会越来越合理。很多地方政府，以唯稳为借口，随意剥夺言论自由和人生自由。上访者“被失踪”，多年上访的人90%以上从一个正常人变成了精神出问题的人。正在搞的网络实名制和网络谣言整治，如果被不法的地方官员操纵了，正义就会受到伤害。谣言需要打击，但不能怀疑众多网民的人格，绝大多数网民没有造谣诽谤的恶习。
其实多数时候政府是正义的，但“网愤”几乎不分青红皂白地否定一切与政府有关的行为。过去我们为落马的贪官欢呼雀跃，现在却“理智”地认为，这是权利斗争的结果。矛盾升级，矛盾的指向改变，这是非常危险的趋势。国家再让这些不法官员为所欲为，中国建设文明社会所需的民主，不可能进步，只可能后退。中国梦将是恶梦。
三、贫穷不能单单怪脑袋的问题。
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也很能说明我的观点。我们还没有想出一个有效合理的社会财富分配机制，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优厚政策的支持下，财富迅速集中到了少数人的手中，贫富差距酝酿的不稳定逐渐显现起来，有仇富心态的人群已经很庞大。国家领导人很清楚，收入差距缩小了，中国的所有社会矛盾都会得到有效缓解。可是，国家无法如我们所愿，在较短时间内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搞不好会加剧富人和财富外流。非法外流的资金越来越多，令人心痛，这可是大家共同创造的财富，只不过是因为制度不合理，让少数人分得更多的金钱，贫穷不能单单怪脑袋的问题。而那些不怕脏不怕累的农民工、后30年中国主要财富的创造者，却受到了最大限度的剥削，可是这些人还感谢城里人给他们一个不错的活路。当然，话要说回来，正因为有这种不合理的分配制度的激励，人们创造财富的积极性才被空前地调动起来，中国才有飞速发展的30年。极不平等的收入差距已经形成，你说这一问题能够像法国一样，简单地大幅提高富人税吗？但这个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潜在的不安定因素就会永远让我们担心。
四、空前的拜金主义腐蚀着我们的灵魂
贫富差距和拜金主义是孪生兄弟。如今的中国人对金钱和物质的崇拜，超过了任何一个朝代、任何一个发展时期，这是最不文明的表现，这同样是社会文明跟不上经济发展造成的恶果。中国虽然走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但却是世界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这样的发展状态，是拜金主义茁壮生长的最好土壤。像印度那样的国家，贫困人口太多，人们关心的是吃饱的问题，无暇羡慕富人的奢华，“拜金”在这样的国家不可能风行。如今的中国，以经济成败论英雄的发展观滋生出的拜金主义，前所未有地腐蚀着中国人的价值观、人生观。中国优良的传统道德，成了挂在树枝上被风雨吹打的枯叶。为了钱，人格、尊严都可以贱卖。大量的良家妇女变成了赵红霞，“小三”、“情妇”随处可见’’,为了钱可以卖淫、裸聊的公务和教师，明码标价做“三赔”的明星、模特。奸商制造的问题食品已经无孔不入，他们是在让中国百姓慢性自杀。
到一定程度的满足，这种物质满足，让人们从来没有过地感觉到，中国人与现代文明人有很大的“差距”，自然就有了所谓的人权、自由、民主的强烈诉求。而远远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的社会文明，要在短时期内改变，谈何容易，特别是政治体制的改变，必须有足够的时间，鲁莽的改变，只会给中国人民带来劫难。国人需要理智，毕竟我们并非生活在民不聊生的国度，只要中国经济向好发展，中国就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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