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邪恶势力(转载)
凤凰知道]那些输出罪恶的乡村
来源: ifeng, 2014/01/03 13:47:22,
第175期
凤凰新闻客户端编辑：阮洋
【导读】广东警方昨日通报，2013年12月29日，警方出动3000全副武装警力，清剿“第一大毒村”陆丰市博社村，一举摧毁以陆丰籍大毒枭为首的18个特大制贩毒犯罪团伙，缴获冰毒近3吨。
名不经传的海边小村至此名满天下。其实除了这个被称为“第一大毒村”的博社村，在中国，以某种犯罪著称的乡村不是孤例。
●广东陆丰博社：“第一大毒村”
短短一则警方通报如看一部警匪大片。
据通报及新闻报道，在上月29日代号为“雷霆扫毒”的行动中，三千警力组成109个抓捕小组、启动直升机、边防快艇、防暴犬凌晨清缴“毒品堡垒村”广东陆丰市博社村，抓捕嫌疑人182名，缴获冰毒近3吨、制毒原料23吨。
和抓捕过程同样“精彩”的，是“毒品堡垒村”博社村内部运作模式。
据史料记载，博社村始于南宋，蔡姓由福建莆田迁此置居。至今，博社村也只有“蔡”这一个姓。在外人看来，这个遍布成排豪华别墅、豪华汽车的村落，是座富裕、祥和的新农村。但当有外人询问村民，他们发家致富的经验时，村民大多闪烁其词、神情诡异。
因为这是“不能说是秘密”。
毒贩一般不会让非蔡姓者或者其他门头的人参与“生意”，他们只相信自己人。在这里，毒品加工已成为分工明确的生产线，例如剪麻黄草、剥“康泰克”胶囊这些手工活，已“外包”给老弱妇孺。村里一些妇女将麻黄草剪成三四厘米长的小段，一天就可以得到三五百元。有些小学生利用寒暑假，将“康泰克”剥开，倒出里面的粉末，一个月可以挣到1万多元。与此同时，博社村支部书记蔡东家等14名党政干部、当地派出所所长及民警则充当“保护伞”。
在封闭的博社村内，油、电、水全部自给自足，对陌生面孔也十分警惕。如果遇到警察，只要一进村，村里两三百辆摩托车就会将其团团围住，村里的路上会放下钉板，楼上砸石头。村民手里有仿制枪支，甚至还有AK47、土制手雷、弓弩等杀伤性武器。”
几近全民参与的制毒让村内所有人对毒品见怪不怪。在博社村村口，垃圾堆放处甚至曾经立了一个落款为“村委会”告示牌：“严禁乱倒制毒垃圾！”
●云南平远：曾经的 “法外天地”
一切如昨日重现，今日之陆丰博社俨如当年的云南平远。
1992年的云南省平远街，俨然是国家“法外天地”：人们不必办户口和身份证，不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种地不交粮，经商不纳税，买汽车不挂牌。在这里家家私藏武器，贩卖枪支；户户经营毒品，盗窃、抢劫、杀人屡屡发生。公安分局被砸，执行任务的警察被打死。
平远街有各类赃车500多辆，不乏军车、警车。云南省公安厅八处212吉普车，被盗至平远街又高价卖到河北省霸县；第十四军一辆野战用通讯车被盗卖，公安局做了大量工作，部队花2万元才赎回；个旧市公安干警追查赃车，一进村就被几十名持枪的黑恶势力包围。
平远街是境外贩运武器的中转站。比贩枪更猖撅的是贩毒，从境外把毒品运到平远街，然后再贩运到广州、香港、澳门，平远街成了国际贩毒的大通道。平远街活脱脱成了魔鬼当道的世界。
1992年，云南省决定对平远街开展大规模严打斗争。8月31日凌晨7点，几千名武装警察包围了宽达38公里的平远七村。平远街的大毒枭们用贩毒的高额利润修筑了一座座金碧辉煌的宫殿式别墅，建筑钢筋水泥的碉堡，易守难攻。其中，毒枭马明的住宅工事坚固，囤积了大量武器弹药，床头靠着冲锋枪，卧室里还放着手榴弹，他以火箭筒等多种武器顽抗，后被当场击毙。
●青海化隆、广西合浦、贵州松桃：中国三大“地下兵工厂”
但说到武备，平远街又岂及青海化隆县、广西合浦县、贵州松桃县这三个被称为中国三大“地下兵工厂”的“小地方”。
化隆，这个青海省东南部面积2740平方公里、总人口只有24万的贫困小县，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以制贩黑枪而日渐闻名。
此地在解放前曾是民国时期西北地区军阀马家军重要人物马步芳的兵工厂所在地，制枪业有“群众基础”。在牙曲滩村，几乎家家都有造枪作坊，造枪甚至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农民们白天种地，晚上制枪。
上个世纪90年代之后，山西、河北、湖北、湖南、四川、安徽、新疆、西藏等省区的非法买卖枪支案几乎都与化隆有着或多或少的关联。当地人试图靠贩枪走上暴富道路，仿制一支“五四”式或“六四”式军用手枪只要不到7天，成本不过200元，利润有数百元左右，半自动步枪更可卖数万元。
“地下兵工厂”非常简陋，造枪者也大多是一字不识的文盲，但他们造出的枪支却可谓“精致”，而且造枪的技术也在不断提高。正因如此，在贩枪黑市中，化隆县出来的枪支颇受“追捧”，如青海化隆牌“五四”手枪、青海化隆牌“六四”手枪，标价很高，于是其他地区制的黑枪甚至会假冒“化隆造”。
在湖南湘西黑枪案后，《新京报》曾赴贵州松桃调查，以还原“造枪村”本貌。
松桃县是仅次于青海化隆县的中国第二大黑枪基地，地处黔、湘、渝三省市接合部，历史上属三不管地带。多山，地形险恶，交通不便。当地苗族老百姓从前以狩猎为生，当地历史上就有造火药枪的传统。
从上世纪80年代起，松桃县部分贫困村民便开始以造枪、贩枪牟利。村民发现，原来造枪不仅比种地简单，赚钱还多还快。
比如贵州铜仁市松桃县人龙安银。
2007年年底，龙安银回家过年时花1000多元买了一支黑枪。回到家里，他把枪拆卸下来，琢磨每一个零部件如何模仿制造。10天后，他经过反复试验，造出了第一把枪，卖了1200元。负责侦办龙安银案的民警说，龙安银家境贫寒，“穷得连老婆都娶不上”。
和龙安银一样，松桃县人多居住在县内随处可见的半山腰上的木屋，一般需要爬了数公里山路才到达。当地常见的造枪地点有地窖、蓄水池和山洞。为了掩人耳目，造枪者往往一人造枪，不找帮手，而且窝点上方都有“掩护”。
但在同县人看来，造枪、藏枪、贩枪已是大家心照不宣的事实。对当地人而言，制枪代表暴利。以青海省化隆县一名掌握制枪技术的“工匠”为例，制造一支枪只需要3天时间，成本约200元左右，卖到西宁价格到1000元至5000元，卖到沿海地区抬升到1万多元甚至几万元。
●广西温江：出产令广东人闻风丧胆的“砍手党”
比起毒品、枪支，更能引起普通人共鸣的是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偷盗抢劫等治安问题。这或许解释了为什么广西天等县上映乡温江村这样的小地方为什么会为人熟知。
这“多亏”了“砍手党”。大约2006年时，广东的治安被全国诟病，其中最令人闻风丧胆的莫过于“砍手党”。
这些抢劫者都出生于同一个村庄，广西天等县上映乡温江村。在广东的媒体上，这座村庄更为响亮的名字叫“砍手党山村”。他们也许并不是在广东作案最多的群体，但却因为曾经发过的几起闹市“砍手”抢劫而震惊公共舆论。
在一个只有两千人口的温江村，因为抢劫被刑事处理的有一百余人。这个村庄参与犯罪的年轻人差不多已被抓尽，但又在上映乡其他的村庄遽增，整个上映乡保守估计有三四百年轻人在长三角与珠三角两地抢劫被抓。
以一个村民作为一个点，就可以牵起整张网络。在这张网中，差不多任意三个人都可以组成三角的亲缘关系，“老乡犯罪网”也因此形成。
走在温江村，随便问一个村民，都可能发现他的某个近亲因为抢劫被关在狱中服刑。最不堪的是温江村的老支书冯成金，五年多前，他曾带着记者一家一户走访过那些抢劫犯的家庭。2010年，他的儿子冯森壮也在深圳抢劫时被抓了。他的侄子冯春明也因抢劫被捕。而和阿星一起在汕头抢劫杀人的侄子冯春毫，至今在逃，其作案的理由居然是为了给当时中风瘫痪的伯父冯成金筹钱治病。
在这样的乡村，自身贫困但又被城市的富裕所诱惑，钱就成了他们的宗教，抢劫不再是“见不得人的勾当”。南方周末记者傅剑锋曾与一名在深圳的上映乡籍打工者就此展开了一番对话。
问：你生活中最大的压力是什么？
答：钱。
问：为什么？
答：如果没有钱，回到村里就会被鄙视。而如果有了钱，所有的人都看得起你。
问：那如果你告诉村里人，这钱不是靠打工而靠抢劫得来的，他们还会尊重你吗？
答：当然尊重。因为我们那里的人会说，这是他用命去换来的钱！
流行在上映乡的这套抢劫“理论”，理直气壮。
●河南上蔡：行骗就是做生意
说起诈骗，有的地方抱团进行的行骗甚至有往高端行业转型的迹象。
看过美国大片《猫鼠游戏》的人，一定会对影片中主人公篡改支票的高超手法有很深的印象，他在一年半的时间里，通过伪造支票，从美国各大银行里套取了130万美元的现金，这在故事发生的60年代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天文数字。
中国版的《猫鼠游戏》正是由河南人张国全领衔上演，案件被公安部列为2004年的金融支票诈骗第一案。当年，江苏镇江太和广场发现在开出一张300元的找零支票后，被人骗提了12万7千元；镇江商业城发现在开出了一张208元的找零支票后，被骗提了16万7千元；镇江第一人民医院发现在开出了一张225元的找零支票后，被骗了9万7千元；镇江新世纪商业有限公司发现在开出了一张400元的找零支票后，被骗了9万7千元。被骗的单位一共五家，在镇江都是赫赫有名的大单位。
同样的诈骗还发生在山东威海、黑龙江鸡西等。经民警破获，黑龙江鸡西案件等所有案犯全部是以张国全为首诈骗团伙，其全为自河南省上蔡县人。
张国全的犯罪手法与电影情节相似：支票原来都是空白支票，支票的号码是他自己伪造的，而印章则是由河南老家的另一位犯罪嫌疑人伪造的。审讯中，张国全还专门向办案民警演示了伪造支票号码的过程，这张票上原来尾数的两位号码是72，20分钟后这两个号码就变成了58。
据悉，张国全的第一次诈骗是2002年，成为老大以后，带了一帮人开始在全国行骗，三年来，人员不断地重新组合、交叉作案。张国全说，在自己和同乡心目中，行骗就是做生意，他们开口闭口也都称自己是在做生意。出来诈骗的人并不是什么都会，即使像张国全这样的高手假印章也得送回老家做，像李留得专做假证、假印章的人就便有了用武之地，专门为诈骗提供一条龙配套服务。
据办案民警说，在那边工作了六天时间，在一条路上就发现有七八家造假证，专门制假。
民警介绍，大家都参与其中，觉得这是一个来钱的好办法，叫做生意，做这种生意。对这种种发家致富的方式纷纷效仿，结果形成了专业村，诈骗专业村、专业乡这么一个很严重的局面。
●广西宾阳：网络诈骗党的天下
“当上林人在非洲日进斗金的时候，宾阳人正在电脑前面数着大笔的钞票”，在广西，人们如此形容南宁市下辖的这两个县。
每当夜幕降临，在宾阳县城的中心地段，60余家装修豪华的酒吧悉数开门迎客，众多趁着夜色而来的青年们出入其中。他们开来的中高档轿车，停满了路边的停车场。
虽然在历史上曾是经济强县，但在宾阳出现如同繁华都市的景象，只是近两年的事情。熟悉情况的酒吧老板说，这要归功于“Q仔”的兴起，以及其背后的黑色掘金产业链——网络诈骗。
早在2009年，宾阳的网络诈骗行业就已发端，只不过当时“Q仔”的主要阵地还在宾阳之外。他们只需要一台笔记本电脑，几张银行卡，外加一张3G上网卡，就可以策划一个骗局。
媒体披露，诈骗者惯用的诈骗手段，是以注册名为“美女聊天”的QQ账号开始，以引诱对方进行裸聊并支付费用为主要手段。“人家来加你，接下来就看自己的口才了。”
“网络诈骗村”有其“统一”的组织方式：网络诈骗团伙通常分为头目、盗号人、聊天人和取款人。头目负责指挥实施诈骗；盗号人负责散播盗号木马，盗取QQ账号并远程录下被盗人视频；聊天人冒充被盗人向其亲属、好友行骗；取款人则负责取回诈骗来的钱。总之，诈骗者在小县城的一台电脑前，利用简单的交流工具和木马程序，就能祭起跨越时空的骗术。
据悉，宾阳县已有无数的年轻人投入到这个不用出门就能捞钱的行业。有人极端地说，宾阳的年轻人10个有7个是做网络诈骗的。
●湖北仙桃：神医诈骗发源地
湖北省仙桃市6个农村的20多名村民,在该省6个县市区以“神医祛病消灾”为名诈骗多名中老年妇女,先后作案30余起。
2011年间，多名受害人报警称遭遇骗局，这些骗局十分相似，都是：被陌生妇女打听某“神医”的住处，闲聊期间，另一名中年妇女凑上来称认识该“神医”,并一路带着李老太等两人到另外一条街上。更为凑巧的是,受害者会在这里碰上了“神医的孙女”。
这时，“神医孙女”会说，被害人家中不久将有“血光之灾”,儿子要出车祸,需要把家中的钱或金银首饰拿到“神医”那里“扫描”,方可避难消灾。
后经警方追查，这些妇女均来自一个专门从事迷信消灾诈骗的团伙。她们分布在仙桃市的6个村,并经常聚在一起讨论如何行骗、相互交流经验、共谋提高,共同经营“神医事业”。
● 如今如何重建“君子村”
不过，老乡并不总是和犯罪联系在一起。事实证明，现实中除了“罪恶之村”还存在这安居乐业的“桃花源”。比如韩国的“君子村”。
韩国京畿道华城市马道面松井二里下一村数十年如一日无盗窃、抢劫、赌博。全村31户中有27户不修大门、不建院墙。家家户户互帮互助、和睦相处，从未发生过严重纠纷。由于邻里间相互信任，安全有了保障，很多人出门不上锁。人们把这样的村庄称为“君子村”。
他们的“学名”叫“无犯罪村”。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为使农村法制和道德建设规范化、持久化，不断提高农民的守法意识，韩国在广大农村发起了评选“无犯罪村”活动，法务部还专门颁布了相关规定，制定了评选标准和实施办法。
“无犯罪村”每年评选一次，标准十分严格，一年中不发生任何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中止公诉、暂缓公诉等级别的刑事案件或送交检察机关的青少年犯罪案件才符合要求。符合标准的乡村，经道（相当于省）政府和地方检察厅审核，每年4月25日“法制节”各地隆重开会，授予“无犯罪村”称号，并发给一定数额的奖金。
“无犯罪村”活动激发了农村参与法制和道德建设的积极性。此外，宗族的权威和影响亦成为凝聚村民的有利因素。不少村庄具有悠久、深厚的儒家传统，以“孝道”和“仁、义、礼、智、信”为生活信条。有些村庄信奉西方宗教，共同的信仰形成维系村民团结和睦的纽带。
除了自然及文化因素外，成为“无犯罪村”还有一些必要条件，比如有公心、威望的乡村带头人；坚持进行法制和道德教育；建立警民协作机制；精神鼓励和物质奖励相结合等。
回到中国，有评论分析，要化解“XX村”这类犯罪，根本上需靠城市拆除对农民工的户籍、就业指导、失业养老社保、子女教育等一整套“社会排斥系统”，让农民工融入城市。否则，这类聚居区里，随着积怨的郁积，可能会在城市内部发生城市与乡村的剧激冲突。刑事犯罪，常常只是最初级的表现形式。
（本文资料主要来源：法制日报、重庆时报、新京报、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城市里的陌生人》系列报道、央视《经济半小时》等）
（凤凰新闻客户端编辑：阮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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